湖南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指示长沙地区地下党组织暂时隐伏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并决定不在长沙市近郊一带搞武装斗争。但当时由于长沙河西一带地处交通要冲，国民党部队及土匪、散兵游勇骚扰频繁，严重威胁着地下党活动的开展和地方安全。为打破这种被动局面，促进地下党活动的开展，打击反动势力，保护人民安全，靳江河武工队在长沙近郊应运而生。

1949年，经上级党组织同意，长沙近郊地下党梅溪区委书记孔福生与靳江区委书记吴福成商议，决定筹建靳江河武工队。4月底，孔福生、杨东泽、吴福成、刘致贵、李仲等10余人在渔湾市北风嘴（今岳麓区橘子洲街道境内）李云贵家召开预备会议。确定武工队性质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组织，其成员以地下党员为主。其任务是：有效地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抗击国民党游击武装和散兵游勇的抢劫、骚扰维护农村社会秩序，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沙。

解放前夕中共长沙市近郊区靳江地下党支部联络旗。

1949年5月初，在黄合桥林家台子谭松家召开靳江河武工队成立大会。由吴福成兼任指导员，第四支部书记刘致贵兼任队长。15名队员（其中地下党员14人）编为3个班。宣布严格的纪律：保守机密，不露组织；宁可牺牲自己，决不暴露他人；不准欺压百姓，敲诈财物；一切缴获归公；借东西要还，不准拿百姓的东西；不准单独私自进入民房；不准调戏妇女。武工队成立时，共有枪械12支（汉阳造步枪10支、白朗宁手枪1支、轻机枪1挺），子弹带6条，子弹2箱、手榴弹2个。

汉阳造步枪。

1949年5月底，靳江河武工队由靳江河、左家垅地区转移到金牛岭地区（今岳麓区岳麓街道境内）活动。此时，靳江河武工队又发展了18名队员，33名队员中，有27名地下党员。经过在左家垅廖家祠堂夺国民党军枪支，在石牛塘缴国民党三一四师部队枪支弹药等几次战斗，武工队共有长短枪37支（步枪35支、手枪1支、轻机枪1挺），子弹大批。

靳江河武工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武工队根据这一指示，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活动：一是进行革命宣传，张贴宣传标语；二是收缴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武器；三是维护地方治安，保护地下党活动的开展，重点是夺取武器武装自己。

当时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及白崇禧部分军队驻扎在近郊，靳江区委部署对敌军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准备在同一个晚上，把标语贴到沿湘江两岸从南到北15余公里的各个要道，任务十分艰巨。各支部立即开会研究部署，严密做好组织工作。标语内容为：“解放军近日抵长，长沙要解放了，国民党的日子不长了”。河东侯家塘、黄土岭、金盆岭、新开铺、柏家河、豹子岭、石碑岭、大托铺、黑石铺，河西靳江河、赵洲港、左家垅、溁湾镇、银盆岭、三汊矶、金牛岭、学士桥、坪塘、车塘河、象鼻嘴等地，都贴有这样的标语、口号、传单和解放军的布告。老百姓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国民党军吓得胆战心惊，或转至山上宿营，或转移至他地。

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标语。

1949年7月，靳江河武工队重点开展收缴武器弹药的斗争。武工队派出情报员谭海云、周友余去敌人内部侦察，发现哪里有枪弹就想方设法去夺取。当发现敌三十四师仓库只有一个叫胡疯子的酒鬼保管员在看守时，刘致贵当即进行安排，巧夺仓库内剩下的11支三八式步枪和200多发子弹。靳江河武工队对左家垅保副队长张长风软硬兼施，获得岳麓中学校长罗东厚留下的13支步枪；夺得伪乡长、中统特务廖梅生的一支手枪；先后六次缴获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一批枪支、大批弹药和50多套军服。

靳江河武工队配合区委，发展了廖明友、吴紫球等32名驾船能手入党，通过他们，将坪塘至三汊矶沿线的渡河划子基本控制。为了确保解放大军顺利渡过湘江，他们还和船工一道将部分划子沉入湘江水底（豹子岭4只、枯石塘3只、靳江河3只、赵洲港3只、渔湾市4只，共17只）。为防万一，即使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劫走现用的全部划子，这些沉入水底的交通工具还可以随时打捞启用。

近现代长沙湘江岸边。

1949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要将物资运过河转移，武工队发动船工拒绝运物资过河。刚解放，他们妥善组织了20只船，连续三四个通宵（白天反动派飞机扫射轰炸），在灵官渡、大西门参与了长沙划驳工人的义渡工作，义渡解放军两万多人过河。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靳江河武工队在拦截起义后叛逃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斗争中又作出了贡献。8月中旬靳江河武工队奉长沙县武装部命令，被调往长沙县第三区接受整编。下旬被改编为第三区人民政府基干队，不久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县大队。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革命武装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